毕凌岚：生态优化，是迈向卓越城市的必由之路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毕凌岚

当前城市密集建成环境（老城区）的更新面临诸多困境，如生态服务功能用地匮乏、历史文化资源流失等。在成都老城区地标华兴街改造项目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毕凌岚和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钟毅共同带领团队，探索出建成环境生态优化的一系列技术路径。

2021年，当人们争相在社交平台分享百年老街华兴街的“变脸”和“上新”，鲜有人注意到，这一记载了成都近代以来若干个“第一”的历史街区，增设了口袋公园、屋顶绿化、雨水收集系统、智慧展厅，梳理了步行空间和街巷体系。

华兴街+纯阳观街交叉口，乘风大厦立面改造及街区环境治理后

这些看似“小题大做”的改造，突破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桎梏，从生态优化出发，交通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多元协同，令老街区可持续地焕发活力。

“城市更新应是一个激发点，通过技术介入，赋予街区造血功能，而不是一再地依赖输血。街区在运行过程中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优化，获得持续的活力，我认为这是城市更新的理想状态。”毕凌岚说。

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命题

人类历史步入工业社会，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1952年，在工业文明的滥觞之地，伦敦爆发“烟雾事件”，1.2万人直接或间接丧生于这次空气污染。

1972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将环境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世界会议——“人类与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揭开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

1992年，被称为“地球峰会”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生态优化，成为世界城市的共同命题。

毕凌岚认为，城市生态系统包括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子系统，对城市建成环境进行生态优化的核心是多元系统协同的综合效率和稳定问题。在规划设计与管治中，不能简单地把生态优化理解为单纯提高绿地率。

毕凌岚表示，在“烟雾事件”之前，德国、比利时的重工业区域已经在193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将1972年人类与环境会议看作环境保护的开始，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之前我们考虑环境问题，是把人类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之外，把整个的生态环境都视为资源。但是后来发现，一旦全球生态系统崩溃，实际上将导致人类灭绝和以人类为中心的生命系统解体。地球本身并不会毁灭，不过是再进行一次生命系统重构和演替。”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审视了人类的地位，人是整个地球生命系统必不可少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于生命系统之外。大会落幕后，作为率先响应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家，我国于1994年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

步入21世纪，“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规划指导思想相继被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生态优化在于高效率和稳定性

什么是生态优化？毕凌岚指出，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往往存在误区，如将生态理解为自然环境，提到生态优化，首先映入脑海的是景观品质、蓝绿空间在空间环境中所占的比例。

“实际上从生态系统的基本定义来讲，生态是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强调的是生命体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城市的生态优化，指的是基于城市生态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在生态学原理的指导下，运用技术手段，对复杂城市生态系统进行运行优化。

毕凌岚表示，生态优化的关键词是高效率和稳定性——高效率指的是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元功能系统的协同，提升了资源利用和运行效率；稳定性指的是人类（包括不同社群）和其他生物构成的城市生命主体与城市环境的互动应在高效运行状况下能够保持平稳顺畅，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毕凌岚认为，在世界城市开启“生态优化”模式的数十年间，联合国首批“世界宜居城市”库里蒂巴是一个成功案例。

“这座城市生态建设过程，是跟它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结合起来的，以城市交通系统的梳理为触媒，然后通过控制跟交通系统相关的用地的开发和整合，提升城市各个社会阶层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库里蒂巴为世人称道的快速公交、绿色交换计划，以及严格控制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任何一个成功的生态化过程，都不是单纯从环境角度出发，而是充分考虑包括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融合，尽管它往往以生态的、环境建设甚至景观建设的形式在推进，但其背后都会有很深刻的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优化规律。

毕凌岚同时强调，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生态优化路径都是不一样的。生态优化必须针对城市自身的特点去推进，可以吸收经验，但是不能照搬。

“生态优化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治理和景观优化的过程，世界上为人称道的这些生态城市，采取的都是综合性策略，每一个城市的着力点和发力点也是不一样的。”

传统文化蕴含生态优化智慧

中国城市生态优化发展，历经了从“拿来主义”到“中国特色”、从“另起炉灶”到“体系融合”。到本世纪初，建设实践开始注重城市规划与生态规划的融合，促进了传统城市规划的价值标准和功能设置改变，规划过程与技术方法也逐渐纳入生态适应性与承载力分析。

而谈及“拿来主义”到“中国特色”，毕凌岚表示，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体系构建过程中习惯了向西方汲取，中国传统思想经历了被否定的过程。

“事实上，中国传统思想蕴含着前瞻性的生态智慧，比如‘天人合一’。传统文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走到了西方前面的。”

毕凌岚表示，早期谈到科技发展等问题，我们会不自觉地按照引进的技术体系去追国外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总是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角度出发，没有很好地先自我审视。

“在展开和西方的对话之前，没能基于中国传统的技术体系去对接。几千年的历史为我们累积下很多先进技术，这些本土化的、朴素的方法手段，其实具有很好的生态效应。”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毕凌岚以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来证明华夏先民的生态智慧。